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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中共中央及全体
中国共产党员的公开信
致咱们老百姓
致身患绝症的朋友
致欲容颜美好的朋友
彩虹心语
--作者观点摘录
2001年8月22日江泽民同志在山西之行中强调:“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实践的结果最能说服人、教育人。”而只有说服人的理论才能真正掌握群众。我们今天党内一些官员屡禁不止的腐败和党外群众的强烈意见都充分说明我们现有的理论体系还很不彻底,因而远没有说服群众--当然首先是我们的党员、干部。我们必须正视这一现实,与时俱进,下定决心寻找到与当今社会人心相谐调的先进的理论体系来充实和完善原有的理论体系。
江泽民同志2003年7月21日会见来访的英国首相布莱尔时指出:“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在当今世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没有这个“大容”,是不可能先进的。具体对我们中华民族来说,如果没有这个“大容”,复兴就只能是一句动听的空话而已。我们党如果真想带领整个民族的复兴,走在世界与时代的前列,首先就必须具有最广大的包容性――无论政治、经济、文化,无论“有神”“无神”,无论“唯心”“唯物”,无论“东方”“西方”。倘若没有这种肚量与胸怀,仍然自以为是、固步自封,一味把自己装在一个又窄又老的套子里蹦来跳去,还要异想天开奢谈什么“复兴”,最终只能是自己玩死自己,而笑掉人家的大牙。
在某种意义上也许可以说:邓小平理论是应变论(适应论),而三个代表则进一步发展成为导变论(领先论)――我们要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头去正确引导它、转化它,而不是始终被它引导、转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诞生,使我们从邓小平理论的“发展才是硬道理”进一步提升为“先进才是硬道理”--大家都在发展,你的发展如果不如别人大、好、快,那么你的所谓“发展”实际上不过是“落后”的代名词而已。
面对世界列强,形势不容乐观,我们必须以正应敌,出奇制胜!
然而,我们的“正”是什么?“奇”又在哪里呢?……
我们要用真理之光、之能、之力去熔化、贯通横阻在前进与解放道路上的(姓“资”姓“社”、“有产”“无产”、“有神”“无神”、“第一”“第二”、党与非党等等众多的)瓶颈。
凡经科学整合出来的东西能量就大,级别就高,兼容性强,如马克思主义也是三要件的整合。而如今,需要更大更高层次的整合,即对世界文化的整合,谁先完成了这项任务,并妥善运化,谁就占据了制高点,拥有了先进性。
宣传没有来世却又要求人们大公无私、艰苦奋斗,这是一个永远都无法自圆其说的“悖论”!正由于离了今世,不见来生,人们才会如此目光短浅、不顾一切地扎入物欲性海,纸醉金迷去
沉醉于感官享受,去迷失、麻木自己,去不顾一切地损公肥私。“我只在乎我自己!什么艰苦奋斗?省下钱财给谁用?!”连我们自己都无法给人家一个令人信服(也令自己信服)的完整、合理、圆满的说法。如果我们不作深入彻底的改变,许多理想、传统就不可能落实。
世界早已不是几十年前的世界,我们也早已不是几十年前的人,而现在的党组织的工作方法还是几十年前的老一套:什么调查、谈心、组织学习、生活会……名目繁多,往往是花架子。谁也不是三岁的毛孩子,你能糊弄谁?谁的心中没杆称?那套形式主义的东西实在惹人烦,却有几人敢说真话敢创新改变呢?(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明哲保身,说了也白说?)烦了却不敢说,这种状态对吗?好吗?能长久吗?难道说我们的党就是靠的这些在苦苦支撑?所以,近日温家宝总理的“发言不过十分钟”之类的务实新风是应当大力提倡的,于国于民于党于个人皆大有其益。(正确的东西不在于其多其长,而在于其简明易从、合于人心。顺理则昌,逆理则亡,此一定之理。而这个顺逆之“理”是什么?即是与时俱进,
冲破旧套,真正以人为本地引入新的方法新的力量,全面解决发展中遇到的问题,以合乎世道人心。正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
在中国,吃着国家的俸禄撑得没事干而又自以为是的人还有许多,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如果不是邓小平同志的高瞻远瞩、坚定有力,这些人抱着“姓资”“姓社”之类的争论可以象“懒婆娘的裹脚又臭又长”地再扯上几十年、上百年,而且扯得面红耳赤、口若悬河,扯得津津乐道、有滋有味,扯得轰轰烈烈、名利地位全到手。
“反腐反腐,越反越腐。”面对严酷的现实,我们不能不深深地对着自己呐喊:我们的工作到底错在哪儿呢?!正确的出路又在哪里呢?!
在因果报应的定律下,一个人上厕所后想偷懒、怕脏不去拽水绳,把自己的污物留给别人去冲,那就欠下了债,在以后将补上这一生欠下的成千上万次拽水绳及冲污物,那么我们也就不难知道他(她)今后或来后的某个职业了――厕所卫生清洁工。而明白了、接受了这个道理,行为的纠正就容易、彻底了,这比之那无数条标语所耗费的时间、精力、财力要好多少倍啊!这就是真理的价值!03、4、10 7:10
由于理论的不彻底不圆满,我们党在过去一直是把个人与集体的利益处理成一种相互对立的关系,以非此即彼,要此去彼的形态展示给世人,这造成了极大的祸乱。其实如果真正通达了佛教告诉我们的宇宙人生的真相,我们就会明白个人与集体、私与公是一不是二(幸福的感觉来源于个人的福报,而个人福报的获得来源于为集体为大众的服务),为集体即是为私(真正为自己积福气),为私人却是害人害己(消福造罪)。如果清楚了上述道理,何去何从我们不是就很明白了吗?我们之所以要引入真正佛法的伟大现实意义也即在此。
能够发挥实际良好效果的教育才是好教育,否则,不论再怎么标榜自己是什么(‘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也好,所谓的理论权威也好,圣人也好),都是假的,是披着狼皮的羊,貌似强大吓人,实则外强中干,风雨飘摇,甚至不堪一击,要知道,时代不同了,人们的怀疑力、判断力、执行力大大增强,人们只信服那些对自己和他人真实有效的真正之理、真实之理,而不是强权政治、夸夸其谈的与自己切身感受、体验格格不入的说教、灌输。
政党的作用是有其必然局限的,对于执政党而言也不例外。中国共产党需要有一个志同道合的、可以匹配的、但更加灵活的党外另一面来结合成阴阳统一体互相促进,完成单凭政党自身难以完成的任务。如果达成此项,利益极大,对此我们不应忧疑。
资本主义没有马列,信天主,为何挺巩固、挺发达,而社会主义有了马列,却为什么总要强迫性灌输政治?为什么共产主义理想不能在那些贪官污吏中树立起来?马列主义完整完善到了能让人真心信服吗?如果没有,我们下一步需要作什么样的转变?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事业的建设过程中,我们所奉行的理论不切实际地拔高了、不恰当地高调地提倡了人的觉悟、奉献,让人无所适从。
我们不需要把(主观的)哲学搞得那么复杂!令人生厌。
马克思、恩格斯连几十年、一百年后的情形都不能准确预言,更不曾想到苏联之类的社会主义确立后还会解体、垮台,这与《推背图》的作者相比相差太远了!这就是由于他们不能探究、体验更深层次的特殊事物、特殊方法、特殊世界、特殊规律,也正因如此,他们的学说对特殊的领域是完全没有发言权的,因为他们在那个领域是门外汉,没有权力对内行指手划脚
、定性定论。
马克思说: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哲学家们”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前的哲学家们。由于他们不懂得实践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中的重大意义,不懂得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由于他们的阶级局限性,决定了他们的哲学最多只能说明、解释他们赖以存在的社会制度的“合理性”,只不过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不能成为改造世界的伟大精神武器。
如果我们实事求是地回过头来观察过去的马列主义,就会发现由于其自身具有局限性,虽曾经成为改造世界的伟大精神武器,但却没有成为改造人类心灵的伟大精神武器。
普通光不能(明显)改变物质状态(能力很有限),给人的感觉主要只是表现在照明、映射物体,但近年的研究实践则发现纯粹化、单向化后的激光就能明显改变物质状况。在激光发明之前,对普通光特性的认识研究不应成为对激光存在的否定论据。同样道理,意识对物质的影响也一样。
我们共产主义者既然
目前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人心问题,就还是老老实实放低自己,多向其他文化(佛、道等)的先进之处学习吧!--也唯有如此才有可能真正先进起来。一味只知死抱自己原有的僵死的
陈旧观点、理论不放只能最终沉没。
对美国人而言,自身问题成堆,却希望时时处处当领头大哥,那别人怎么能服气?古人言: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这个中国古人就明白的道理,今天的美国人却没有搞通透。
我们要明白一个重要问题:没有谁天生想成为 魔,只是由于他(她)没有正确的见解,以错误的东西为真理为究竟,才成了魔。佛魔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如果魔转了心念,立地成佛也并非绝对不可能。所以我们不要小看、贬低了魔:我们往往连人家那两下子也还没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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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
毛泽东:《实践论》.《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135页
……当着某一种错误的东西被人类普遍地抛弃,某一种真理被人类普遍地接受的时候,更加新的真理又在同新的错误意见作斗争。这种斗争永远不会完结。这是真理发展的规律,当然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规律。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确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785页
当执行某一计划时,从开始执行起,到战局终结止,这是又一个认识情况的过程,即实行的过程。此时,第一个过程中的东西是否符合于实况,需要重新加以检查。如果计划和情况不符合,或者不完全符合,就必须依照新的认识,构成新的判断,定下新的决心,把已定计划加以改变,使之适合于新的情况。部分地改变的事差不多每一作战都是有的,全部地改变的事也是间或有的。鲁莽家不知改变,或不愿改变,只是一味盲干,结果又非碰壁不可。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99页
这些同志误解了党的领导,把党的领导解释为“党权高于一切”,遇事干涉政府工作,随便改变上级政府法令;不经过行政手续,随便调动在政权中工作的干部;有些地方没有党的通知,政府法令行不通,形成政权系统中的混乱现象。……结果非党干部称党为“最高当局”(这是最严酷的讽刺,不幸竟有人闻之沾沾自喜),有的消极不敢讲话,有的脱离我们以至反对我们,进步分子则反为我忧虑。结果群众认为政府是不中用的,一切要决定于共产党。于是要钱的是共产党,要粮的是共产党,政府一切法令都是共产党的法令,政府一切错误都是共产党的错误,政府没有威信,党也脱离了群众。这实在是最大的蠢笨!结果党的各级指导机关日趋麻木,不细心地去研究政策,忙于事务上的干涉政权,放松了政治领导。
--《邓小平文选》第一卷P11
毛主席最近特别强调要有一套章程,就是为了监督。毛主席说,要唱对台戏,唱对台戏比单干好。我们党是执政的党,威信很高。我们大量的干部居于领导地位。在中国来说,谁有资格犯大错误?就是中国共产党。犯了错误影响也最大。因此,我们党应该特别警惕。宪法上规定了党的领导,党要领导得好,就要不断地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就要受监督,就要扩大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如果我们不受监督,不注意扩大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就一定要脱离群众,犯大错误。因为我们如果关起门来办事,凭老资格,自以为这样就够了,对群众、对党外人士的意见不虚心去听,就很容易使自己闭塞起来,考虑问题产生片面性,这样非犯错误不可。所以毛主席在革命胜利之后再三强调这个问题,这是看得很深很远的。
--《邓小平文选》第一卷P270
各党派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和思想上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十六个字,毛主席讲了,我不准备多讲。这里要讲的是我们党内不少人思想不通,不了解它的好处。这十六个字的方针对我们国家有深远的影响,对我们党有极大的好处,对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有很大的好处。如果我们不注意,不搞“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思想要僵死起来,马克思主义要衰退,只有搞“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各种意见表达出来,进行争辩,才能真正发展马克思主义,发展辩证唯物主义。这一点,斯大林犯过错误,就是搞得太死了,搞得太单纯了。在苏联,马克思主义在一个时期衰退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也是这样,有监督比没有监督好,一部分人出主意不如大家出主意。共产党总是从一个角度看问题,民主党派就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看问题,出主意。这样,反映的问题更多,处理问题会更全面,对下决心会更有利,制定的方针政策会比较恰当,即使发生了问题也比较容易纠正。所以,对这十六字方针应当想通。
--《邓小平文选》第一卷P272
看问题往往容易产生片面性。比如这个茶杯放在桌子’上,对面的人看见茶杯是有花没有把的,可是这面的人看见茶杯是有把没有花的,两人各看到一面,都是片面的,都不全面。如果两人把各人看到的一面“交换”一下,那就全面了。我们常讲实事求事。实事,就是要弄清楚实际情况;求是,就是要求根据研究所得的结果,拿出正确的政策。
譬如打仗,敌情判断错了,作战就要失败。又如医生看病,把病情诊断错了,就治不好病,甚至把人治死。用什么办法来弄清情况呢?办法之一,就是多和别人交换意见。这样做,本来是片面的看法,就可以逐渐全面起来,本来不太清楚的事物,就可以逐渐明白起来;本来意见有分岐的问题,就可以逐渐一致起来。如果没有反对意见怎么办?我看可以做点假设,从反面和各个侧面来考虑问题,并且研究各种条件和可能性,这就可以使瓮们的认识更全面些。我们犯错误,就是因为不根据客观事实办事。但犯错误的人并不都是没有一点事实根据的,而是把片面当成了全面。
陈云:《怎样使我们的认识更全面些》。
《陈云文选》(1956—1985年)第179页
在将来某个特定的时刻应该做些什么,应该马上做些什么,这当然完全取决于人们将不得不在其中活动的那个特定的历史环境。
马克思:《致斐·多·纽文胡斯》(188l年2月22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21页
不过马克思对所读过的书并非全盘接受。他贪婪地一卷接着一卷地阅读,选出那些只合自己口味的十分有价值的图书,接着便握笔重读,“顺便把自己的思考记在纸上。” --《马克思的自白》P127
“好了,就剩下最后一个问题了:如果您犯了错误,您会轻易地承认吗?”马克思:“我随时都在准备着承认自己的错误。人所具有的我都具有。”
--《马克思的自白》P207
革命的科学唯有经过无情的批判才能在已有结论面前立于不败之地。再痛苦的真理,对他来说也比那些安慰人心的自欺欺人之谈要甜得多。这种科学是从各种困难的死胡同里寻求解决问题的客观而实际的出路。对马克思来说,这是自然的准绳,不可动摇的法则。那怕稍有一点不放心的地方,他也要从伦敦给曼彻斯特的思格斯写信,邀请他来:“你能不能到这里来几天?我用自我批判推翻了不少东西,首先我想听取你对这些问题的意见……”
--《马克思的自白》P214
唯有天才的辩证主义者才敢大声疾呼:“要怀疑一切!”
共产主义的导师从来没有把他们发现的真理加以绝对化。
--《马克思的自白》P216
但遗憾的是,许多人为了图省事,为了不费脑筋,想永久地采用一种只适宜于某一个时期的策略。其实,我们的策略不是凭空臆造的,而是根据经常变化的条件制定的……
恩格斯:《致维克多·阿德勒》(1892年8月30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439页
使一种新的政治(不仅是政治的)思想声誉扫地,受到损害,其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以维护为名,把它弄到荒谬绝伦的地步。因为任何真理,如果把它说得“过火”(如老狄慈根所指出的那样),加以夸大,把它运用到实际所能应用的范围以外去,便可以弄到荒谬绝伦的地步,而且在这种情形下,甚至必然会变成荒谬绝伦的东西。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列宁选集》第4卷第2l7页
现在必须弄清一个不容置辩的真理,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考虑生动的实际生活,必须考虑现实的确切事实,而不应当抱住昨天的理论不放,因为这种理论和任何理论一样,至多只能指出基本的和一般的东西,只能大体上概括实际生活中的复杂情况。
“我的朋友,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
列宁:<论策略书>。<列宁选集>第3卷第26页
为了革新我国的国家机关,我们一定要给自己提出这样的任务:第一、是学习;第二、是学习;第三、还是学习,然后要检查,使学问真正深入到我们的血肉里面去,真正地、完全地成为生活的组成部分,而不是使学问变成僵死的条文或时髦的辞藻(老实说,这种现象在我国是特别常见的)。
列宁:《宁肯少些,但要好些》。《列宁选集》第4卷699-700页
对于无产阶级政党来说,最危险的错误就是在需要组织起来的时候把自己的策略建筑在主观愿望上。不能说我们已经获得多数的拥护,在这个问题上不能主观,千万不能主观。把无产阶级的策略建筑在主观愿望上就等于把它毁灭。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四月会议)》。《列宁全集》第24卷第207
行动的目的是预期的,但是行动实际产生的结果并不是预期的,或者这种结果起初似乎还和预期的目的相符合,而到了最后却完全不是预期的结果。这样,历史事件似乎总的说来同样是由偶然性支配着的。但是,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而问题只是在于发现这些规律。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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